《武林孤儿》:假武林真孤儿的现实寓言

时间:2019-11-14


当下,有越来越多的人聚焦校园霸凌这一社会性话题。

新近发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,也增加了有关防控学生霸凌的强制报告制度和预防教育机制。

今天要说的,和校园霸凌相关,但似乎又不止于此。
 
《武林孤儿》是青年导演黄璜自编自导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,青葱计划发起人、著名导演李少红监制的作品。
 
电影于立冬正式登陆院线。

导演或许是想续写电影里荒诞至极的秋天和不敢到来的冬天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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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林孤儿真的是单纯在学武术的孤儿吗?

并非如此简单。

此武林非彼武林也~

此孤非彼孤!


“假武林”中的集体失语


从前有个小县城,小县城里有个庙,庙里住着老和尚和一群小和尚,老和尚让小和尚练功,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扬名立万,但其中一个小和尚还俗心切,屡次逃跑,屡战屡败的他成为其他小和尚霸凌的对象。
 
直到一位秀才的到来,让小和尚找到了一点寄托。两个人都看不惯庙里的种种,小和尚想要逃离它,秀才试图去改变它。虽然唯一的女施主劝秀才别把事情看得太清,但他还是一心一意地去挑战权威,最后只能被扫地出门,小和尚也随之进行了他的再一次出走。
 
故事里的庙就是止戈武校;小和尚们就是留守儿童,他们是暴力的承受者,同时也是施暴者;野生知识分子陆有鸿,小和尚张萃山是这个武校的出走者。
 
武校的环境设定、张萃山的人物构思,皆来源于导演黄璜年幼时曾逃离体校的真实经历。在经历了多年的北漂之后,新的世界观和观察视角促成了陆有鸿这一角色的生成。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:“我不再想表达一种青少年的本能反抗,而是蜕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客观心态。”
 
那么,回到电影本身。

何为“武林”?
 
武林的核心人士必然是练功之人,电影中反复提到练功的目的在于“止戈”,止戈止戈,停止干戈,这一目的在止戈武校却从未实现过。
 
在电影里,这是“假武林”。
 
从武校管理者的角度,他们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,电影中用多次出现的话筒和大喇叭镜头来说明这一点:
 
喇叭里,虚幻的“武林梦”麻痹着心灵,渴望成为武打明星的“武当七侠们”正在被“驯化”,一如被校长所驯服的隼,固然听话,却只能灭亡。麻木的看客也同样沉浸在梦里难以自拔,校长的代言人,被打瘸腿的昔日高手,“盲目”的教练,唯一的女校医,做得一手好菜的胖厨,他们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荒诞王国里,假装沉睡,无法被唤醒。
 
人物之间暧昧不清,麻木不仁,当有人试图去打破这个荒诞梦境,或者成为这个梦境的异类时,必然是群起而攻之,孤立和霸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 
这是“假武林”里的集体失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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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野生”男教师和“出走”的少

“野生”男教师和“出走”的少年


为何称之为“野生”?
 
90年代非师范毕业的知识分子,没有受过体制的浸染,必然带着些反叛的意味;因为不甘心只做一条“鲶鱼”,试图改变现状时,最后却只能成为一条“咸鱼”,多少带着些导演自讽的意味。
 
文化课老师的到来,原本只是发挥自己的鲶鱼效应,谁知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
 
他试图让这群留守儿童认清现实的本质,迎接他的只有拳头;他吃惊于武校的荒诞气氛,黑板上方“唯精唯一,乃武乃文”的精神标语对其而言就是最大的笑话;武校的楼层已然代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,失语的“他者”从未登顶,校长的亲儿子也只能在二层叫嚣,这位知识分子两次登顶挑战权威,还是铩羽而归,可悲,无奈。
 
在这个“武托邦”里,女校医是唯一的异性,她的出现使人物关系在叙事上变得暧昧,也构成了知识分子诗意的意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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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出走少年”张萃山,这位小演员是导演的偶尔所得,内向的性格和生动的脸庞反而让他的表演更有张力。金庸先生笔下的张翠山,在武当七侠中天赋最高,而电影里的张萃山却与军事化管理的武校格格不入,他不热爱习武,一首钟爱的《木兰辞》就足以表达他的所思和所忆。
 
电影就从他的一次出走切入,被抓到时,镜头前景是拉二胡的老人,后景是垂头丧气的少年,前景衬托后景,描写了人物的心境;
 
音乐对人物性格的渲染和境遇的表达在张萃山身上最为明显,大自然的鸟叫声,流水声成为一种意象和人物性格融为一体,他渴望飞出铁窗,游到父母的身边。
 
他的一次次“出走”不过像石头沉入大海,激不起什么浪花,被打回原形后,迎接他的是水枪(游泳)和纸团(知识)直接打在他渴望自由的脸上,而在此刻彻底爆发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倒在地,尝试揭开假象的二人,出走已成为必然。
 
止戈武校的留守儿童是真孤儿,张萃山是孤儿中的孤儿,即便“出走”也是无家可回;陆有鸿是知识分子的代表,却成为“上班族”中的孤儿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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幽默隐喻包裹着残酷叙事


胖厨在导演的横移镜头中“叮铃咣啷”地入画又出画;隐喻校长儿子人生经历的香港影片;县城里“剪”到为止的舞台集锦;不修边幅的山寨“师范类”教学;被戏剧性宰割的隼……
 
这些戏谑的情节都削弱了荒诞王国里的反抗,用一种喜剧的手法,描写小人物的悲哀。
 
就像导演所说的:“荒诞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反抗,是寻找意义的方式。而幽默则是手段,是让反抗没那么激烈,比较容易被接受的策略。就好像裹在苦口良药外的糖衣一样。”
 
此外,导演设计了众多视觉符号化的东西来表现残酷的现实。
 
冰冷的铁门、铁窗;等级森严的楼层;象征话语权的喇叭、话筒;代表“武林梦”的海报;表达人物极度痛苦与孤独的“舞台式”灯光;“自由”的风筝;听话的隼;不知会开往何处的火车……
 
人们固然憎恶符号,但导演还是希望观众拥有这些隐喻和象征性元素的最终解释权,引起人们的反思,是电影的社会性所在。
 
《武林孤儿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导演用诗意表达校园霸凌和知识分子的意淫;用隐喻讽刺失语的大多数和麻木的看客;用幽默、荒诞的方式将虚假的武林撕破给人看。
 
若大的社会在这里被浓缩成一个小小的武校,而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来?他们又将去往何处?
 
父母在家庭角色的缺席和教育的缺失,让这些孩子只能寄身于荒诞的武林。这些被“逼上梁山”的孤儿们,电影里得到了聚焦和关照,而导演化身“说书人”,用荒诞的幽默感和知识分子的敏锐来投射社会,警醒世人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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